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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哲》2019年第6期目录摘要香港白小姐免费资2019-11-19


  摘 要:自1990年代以来,不少日本内亚史学者改用“中央欧亚”一名来概括其研究的地域对象,构建起以“中央欧亚”为中心的全新“世界史”体系,逐渐取代了原来的研究模式。这一动向具体反映在杉山正明和冈田英弘等人推出的一系列著述中。然而通过对它的剖析可知,这种看似充满新意的历史构建其实在基本史实方面存在重大的缺陷与误区,远不能被视作具有充分实证性和说服力的知识体系。

  编者按: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如何把握中西古今关系这一命题贯穿了百年中国现代史,直到今天仍是人们所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本期推出的这组笔谈,从政治学、哲学、文学、历史等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任剑涛先生认为,风雷激荡的“五四”彻底终结了帝制复辟图谋,从根本上拯救了现代共和,并宣告了共和才是中国现代建国的政治理想与现实路径;陈卫平先生辨析了“五四”与全盘反传统、建设中国文化新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民主主义革命四个方面的关系,以期在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中重建“五四”叙事;谭好哲先生提出,五四“文学革命”确立了具有现代意识的“人生论”文学观,奠定了中国现代性新文学直面现实人生,注重人生改造、人性解放、精神启蒙的优秀传统,反思和总结中国文学的百年历程,必须重视“人生论”文学观及其人道主义思想内核的精神启蒙价值和文学范式意义;方朝晖先生将中国文化心理特征概括为此岸取向、关系本位、团体主义,认为中国的现代性迄今仍没找到自己的恰当定位,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对这一深层心理结构了解不够深刻;魏建先生以《女神》为例,通过这部最能体现“五四”抒情文学创作实绩之代表作的研究,总结了“五四”文学研究的历史教训;刘悦笛先生从世界文明的大脉络当中重新审视“五四”,香港白小姐免费资料,认为20世纪以来的“中国启蒙”,在结合本土传统后,可以为世界文明提供一种新的发展范式。六篇笔谈从各自不同的视角,为肯定“五四”的价值,提供了新的向度与新的思考,对于相关研究将有启发和推动作用。

  关键词:五四运动;共和;“五四”知识叙事;文学革命;中国文化心理结构;“中国启蒙”

  摘 要:中国古代农民并非一盘散沙,亦非“口袋中的马铃薯”,而是具有较强合作意识与集体精神的社会群体,具有明显的群体性特质。村落中公共活动与公共事务的最大特点是村民参与的普遍性。村民们累世聚居,彼此间的联系与往来十分密切,自发的劳动合作一直相沿不息。在以地缘和血缘为纽带、以农耕文化为基础的村落共同体中,形成了守望相助的邻里关系,这既是农民日常生活的需要,也是其精神与生存的相互依托。中国古代农民的这种群体性特质是由特定历史条件与社会结构所造就的,它一方面使古代农民可以形成共同关系,甚至可以保护自己的群体利益;另一方面也使农民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存续和变革的基本力量。唐太宗所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是对这一社会规律的高度总结。

  摘 要:国内学界对于现代西方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政治领袖的机制有很多讨论,但对儒家仁政的政治领袖产生机制则几乎没有涉及。这两种机制可以分别被称为选举制和推举制,它们基于两条不同的正义原则,即:通过选票表达公意的正义原则,和在君子之道中呈现民心的正义原则。选举制以选票为决定因素,忽略选票背后的责任意识,从而无视“公意”可能为恶的情况。推举制强调民心为政权之基,要求执政者必须保持君子身份,敬畏天命而体察民心,行君子之道。但是,民心的不确定性使得推举制下的权力运作,可能走向结构性腐败。对选举制和推举制进行平行考察,有助于更清晰地认识二者的基本思路、运作逻辑,及与之分别相应的社会发展模式的特征。

  摘 要:汉代政治层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存在“历史的”“六艺之科”与“思想的”“孔子之术”两条主线。汉武帝前期以儒家化的察举制、五经博士学官为两大骨干建立了“尊儒”的制度基础,但武帝朝出现“六艺之科”与“孔子之术”的分离以至对立,并阻碍了民间儒者入仕。矛盾发展结果为武帝去世后盐铁会议的召开,“六艺之科”更有与法家合流之势,产生“新秦政”,对“尊儒”提出重大挑战,但同时察举的民间儒者通过会议走上政治舞台,一定程度上制止了二者间的对立,标志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进入新的阶段。其后元帝、王莽时“六艺之科”与“孔子之术”虽不断试图融合,但始终没有能很好地合二为一。王莽政治以极度标榜二者,事实上二者却极度分裂而结束。“六艺之科”重于“孔子之术”成为汉政的显著特征。

  摘 要:辽朝文献系统多将契丹开国年代记作公元907年,与史实严重抵牾,但关于这一政治时间的历史叙述却呈现出明显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并非史官疏忽致误,而属刻意为之。事实上,契丹官方史书中曾出现过两种截然不同的开国年代书写:《辽史•太祖纪》有关“君基太一神数见”的记载实乃神册元年(916)建国前夜阿保机周边汉人谋臣所制造的祥瑞谣言,反映出当时历史的原貌;而我们通常所见其他记载则经过了后世史官的全面改写,本来清晰明确的开国年代遭到了彻底的涂抹和覆盖,这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相关改写工作当完成于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所修之实录,将太祖即皇帝位的时间提前至唐朝灭亡之年,是当时重构契丹开国史乃至整个建国前史的重要环节,体现出辽朝后期对于政权合法性、正统性的强烈诉求。透过这一典型个案,我们尝试从动态、生成的角度对历史书写中的政治时间作进一步反思。

  摘 要:宋室南渡以后,重要的政治事件和政治动向,往往在进士科殿试对策中有所反映。殿试策文中虽多有谄谀之言,却也不乏直言谠论,此是一种言论。直言虽然往往受到权相与考官的忌惮与压制,但在士人清流中却能够伸张士气,激扬士风。高宗绍兴二年(1132)、绍兴二十七年(1157)两次殿试,张九成、王十朋二人分别得到拔擢,这两次取士策略被宁宗、理宗朝李鸣复、徐龟年称为高宗朝“家法”,虞俦、刘克庄等对此也推崇备至,这些言论为南渡以来皇帝直言取士的政治姿态定下正面基调。类似这种将先朝家法总结为国家取士的衡量标准,用以规范当朝科举与言路,此又是一种言论。廷试对策内容既是政论,就须留意措辞。说什么,NMN在过去几年中一直是作为参与相关研究的科学,如何说,这方面文本载体的意义也有所呈现。如何在规定的文体中陈述政见、用文学的语言与形式,表达出微婉、深稳的政治话语,是策文作者必须考虑的问题。

  摘 要:游牧经济形态孕育出来的政治制度强调军事首领的地位,亲兵制度及其背后的主从(主奴)关系是重要的表现形式。随着游牧文明全面深入中原地带,怯薛及侍卫亲军制度成为元朝政治架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在很大程度上被后世继承,演化为明代军事体系中独特的亲军卫制度。明代的亲军卫不仅继承了中军功能,且在护卫皇室、培养后备力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在其中的锦衣卫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摘 要:“责任心”和“美德”都是先秦儒学的重要概念,但二者之间存在微妙而本质的差别。“责任心”意味着一个人有意识地确保自己履行职责。孔子、孟子和荀子都讨论了“责任心”的问题,尽管他们并没有使用一个统一的概念来概括它。细读《论语》《孟子》《荀子》三种文本可以发现,他们也都认识到了责任心的两面性:一方面,责任心具有重要的正面意义,能够帮助道德学习者提升道德境界;但另一方面,“责任心”也隐藏着深层的问题,因为它缺乏可靠性、灵活性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发自美德的礼节,因而也会阻碍一个人变得更有道德。从责任心出发还是从美德出发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孔子所谓的“从心所欲不逾矩”,意味着最高的德性无须强迫自己尽责,而是发自内心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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